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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律師輕判案例】經濟職務刑事部收獲行賄重罪輕判成功案例

    來源:網絡作者:張文明時間:2018-12-12

    30萬+ 170萬(預備)+10萬

    三次向司法工作人員行賄

     專家論證+主動取證+辯訴交易

    輕判1.5年實際執行0.5年


     檢方指控

     2014年4月,被告人因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被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期間,為使自己取保候審,指使他人通過同案犯向某公安分局局長行賄,被告人家屬交給同案犯現金人民幣50萬元,同案截留20萬元,賄送公安分局局長30萬元。檢方指控被告行賄50萬元。

    2014年6月,被告人委托同案犯找人為其撒銷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案件,并交給同案150萬元用于“活動關系”,后同案犯一直未能找到相關人員幫忙處理銷案事宜,并將該款項用于個人支出。檢方指控被告行賄(預備)150萬元。

     2014年5月,被告人在其涉嫌假冒注冊商標案件被查辦過程中,想讓時任某公安局經偵支隊教導員幫忙協調判處緩刑,向其賄送現金人民幣10萬元。


    面臨重刑

          檢方指控本案被告人行賄既遂60萬元、預備150萬元,數額達到《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的標準,還有兩個加重情節,一是向三人以上行賄;二是向司法工作人員行賄,影響司法公正的。這些犯罪事實在司法實踐中有可能被判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重刑。


    辯護措施及體會

          接受委托后,明律師團隊對此案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認為此案情況非常特殊,不能按常規的辯護思路出牌,并隨即采取了一整套的組合辯護措施,終于取得了非常難得的輕判效果,法院輕判被告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實際執行半年。


    一、專家論證,高屋建瓴

         此案比較復雜:一是被告對第一宗罪不予認可。被告在被拘留之前曾聯系同案要其幫忙,被拘留后會見律師時,也要求律師轉告其妻子找同案幫忙。但被告沒有明確幫忙的含義,沒有明確要其妻子及同案去行賄,其在被羈押狀態是否能夠支配和控制實際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也就是說是否構成間接正犯存在很大爭議,被告對此宗罪一直不予認可,檢方也據此認為其不構成自首;二是行賄預備犯罪十分罕見。司法實踐中,對截賄行為通常會認定為詐騙罪、侵占罪或者按事后不可罰的行為處理,罕見按行賄預備認定的。第二宗犯罪的行賄意圖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公安機關撤銷案件,事前被告人曾拖欠同案犯200萬元的工程款,這一行為很可能是經濟糾紛,如果構成犯罪的話似乎同案犯具有明顯的詐騙意圖。檢方指控行賄預備,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犯罪預備概念,十分罕見。更為麻煩的是150萬已經被檢察機關作為犯罪金額予以收繳國庫,難道還能從國庫中拿回來?三是第三宗行賄犯罪的受賄人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行賄受賄作為對合犯,受賄重于行賄,受賄不予追究刑責,單方追究行賄方有失公允。面對復雜的案情,怎么辦?明律師團隊祭出了屢試不爽的殺手锏武器,邀請專家對案件進行論證,要請就請國內最好的專家,在被告親屬的大力支持下,明律師團隊赴北京邀請北大、清華刑法、刑訴法頂級專家教授,對此案進行了認真的研討論證并出具了《專家論證意見書》。專家意見高屋建瓴,為此案的有效辯護奠定了扎實的法律基礎。


    二、主動作為,調查取證

        有人形容刑辯律師是刀尖上的舞者,執業風險很大?!缎谭ā啡倭懔鶙l的“律師偽證罪”也確實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刑辯律師頭頂。但明律師團隊無所畏懼,軍人、警察出身的張文明律師始終認為,刑事辯護要想取得明顯成效,刑辯律師必須主動作為,敢于調查取證,而且始終相信,刑事執業風險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只要實事求是不弄虛作假,加上注意取證的方式和技巧,執業風險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此案中,被告是否接到電話后主動到案是自首成立的前提。據了解,被告是接到電話后主動到公安分局,公安分局將其送到紀委接受調查的,辯護團隊先到公安分局了解情況,公安分局辦案民警稱是受紀委委托通知的,他們不便出具被告主動到案的證明。經與紀委溝通受阻后,辯護律師及時申請法院調取被告主動到案的證據。第三宗行為的受賄人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僅僅是聽說,辯護律師親自到受賄人單位調查了解情況,并親自與受賄人聯系核實相關事實,得知今年五月份,紀委已經對受賄人作出黨紀處分,受賄人還在正常上班,確實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辯護人及時申請法庭調取與此相關的文件資料,對上述事實予以佐證。主動作為調取的證據對法院認定自首及輕判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三、 “辯訴交易”,認罪換自首


    辯訴交易是個美國法律產品,是指在法院開庭審理之前,作為控訴方的檢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辯護律師進行協商,以檢察官撤銷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從輕判處刑罰為條件,來換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辯,進而雙方達成均可接受的協議。通俗的說,辯訴交易就是在檢察官與被告人之間進行的一種“認罪討價還價”行為。通過這樣一種制度,檢察官、法官可以用最少的司法資源處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提高辦案效率同時罪犯也得到了較之原罪行減輕了一定程度的刑事制裁,從而對雙方都有利,形成一種雙贏的局面。“辯訴交易”之所以打上雙引號,就是因為我國目前的司法制度還缺乏此項設計,一些檢察官擔心所謂的瀆職對與被告“交易”諱莫如深。盡管我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辯訴交易制度,但司法實際卻早有先例,早在2002年4月,黑龍江省牡丹江市鐵路運輸檢察院和鐵路運輸法院經協商并報高級法院批準,率先采取“辯訴交易”的方式審結孟廣虎故意傷害案。媒體將此案稱為“中國辯訴交易第一案”。近年頒布的司法解釋也不時閃現辯訴交易羞澀的蹤影,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以及《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自愿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中都作了類似規定。然而,這并不是完全意義的辯訴交易,因為辯訴交易的交易雙方應該是辯方和訴方,而上述規定的主導機關卻是人民法院。


    鑒于“辯訴交易”的中國特色,本案辯護中,明律師團隊對此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并取得成效。辯護律師十多次會見被告,兩次到檢察院與辦案檢察官進行溝通,多次與辦案法官溝通,認為被告到案后已經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公訴方所說的沒有及時供述第一宗行賄行為不是事實,被告在先后九次被訊問中均穩定一貫的供述自己所有的犯罪事實,被告的行為完全符合自首的特征。至于第一宗被告是否構罪,應由合議庭依法確認。被告也當庭表示認罪,并希望得到從寬處理。此案最終以概況認罪(第一宗)換取了自首,自首的認定為全案輕判起到了決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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